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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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布成立，旨在对纳粹德国政府、相关组织和其领导者进行发起战争、以及战争期间所犯罪行的审判。

  由于纽伦堡在纳粹德国时期的特殊政治地位，以及南部重要工业中心、铁路交通枢纽的缘故，因而在战争期间受到盟军轰炸机的重点照顾，51％的城区被摧毁，充满中世纪风韵的老城基本夷为平地。

  纽伦堡的正义宫是相对保存完好的建筑，虽然也遭受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破坏，但经过修缮可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最重要的是这座建筑原本就是法庭，附属建筑有专门的监狱，可用于羁押被告，因此很适合作为审判地点。

  正义宫（照片拍摄于1946年初）。建筑中间的四扇带白色遮挡物的窗户就是军事法庭所在的600号审判厅所在。

  纽伦堡位于美军占领区。照片中可见一辆停在正义宫门外警戒的美军M24轻型坦克。

  为起诉德国战犯，检控方面查阅了11万份缴获的德国文件，最终有约4600份被作为证据使用。此外，还有30卷（总长约30570余米）电影胶片和25000余张照片也被作为证据采用。

  为满足开庭需要，对审判厅进行了重新装修布置。照片正中间正在设置的围挡内就是未来的被告席位置。

  布置一新的审判大厅。照片左侧是法官席位，最右侧是被告席（正对法官席），法官席位前长条桌是法官助手和记录员席位，被告前的几条长案是辩护律师席位。照片中间美军宪兵站立位置左手的几排长案是检控方席位。最远处上下层排椅是旁听和新闻媒体席位。

  另一个角度的法庭。照片中间靠墙的单独位置是证人席，而正对其位置的（照片下方正中）是检控或辩护方质询席位。在整个审判期间，检方共传唤了37名证人，而辩护方证人多达83人，另外19名被告在审判期间也为自己进行辩护。

  开庭后的审判厅。盟国检方工作人员共有约1千多人，大多数来自美国，当中除法律专业技术人员外，还包括社会科学、心理学者以及大量翻译人员。

  所有的审判均围绕以上这几项指控展开，二十二名在世的纳粹德国的政治、军事、经济领导人以及六个组织（德国政府、纳粹党、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国防军总参谋部、党卫队、冲锋队、盖世太保）被指控犯有上述罪行。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方面最初计划审判的德国相关组织多达十四个，最终因种种原因缩小了起诉范围，只针对最关键的机构部门。此外，苏联检察官提出延期开庭，以求有更多时间准备，但未获批准。

  主审法官（左至右）：伊奥纳·尼基琴科（苏）、杰弗里·劳伦斯爵士（英）、弗朗西斯·比德尔（美）、亨利·多内迪厄·德·瓦布尔（法）及其副手。

  罗伯特·杰克逊（1892—1954）美国司法部长、最高法院官。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1912年毕业于纽约州的奥尔巴尼法学院。1940年至1941年曾担任司法部长，1941年开始最高法院官，直至去世。1945年开始的纽伦堡审判期间，他担任美国方面的总检察官。由于美国方面的检控团队顶级规模，因而承担了大部分起诉工作，故此杰克逊也成为实际上的盟国检控主理人。杰克逊主张审判应确立个人责任及侵略罪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从而给战败的德国人上一堂历史法律课，亦可剥夺传统德国精英阶层的特权，同时也可以让同盟国与绥靖政策彻底划清界限。他强调：并不寻求将整个德国定罪，但也并非使德国免除责任，除了法庭上的被告。在审判开始前的筹备会上，关于是否将侵略战争视为现行国际习惯法规所禁止，有不同声音，杰克逊力主必须将此项罪名列为起诉项目。不过，杰克逊在“破坏和平”罪名的定义上面对反对声音，有所妥协。

  塞西莉亚·戈茨（1918—2004）美国律师、法官。早年毕业于纽约大学，担任法学期刊主编，成为美国担任这一职务的首位女性。曾赴巴黎索邦大学短期进修。二战期间，她受聘于司法部的律师办公室（因为大量男性参军导致职务空缺，此前很少对女性开放）。当她听说纽伦堡审判的筹备工作后，主动申请加入起诉团队。纽伦堡审判期间，她对克虏伯集团提起诉讼，指控其在战争期间强制使用劳工，受到国际媒体关注。她也因此成为纽伦堡审判中诉讼团队唯一的女性律师。她对克虏伯的起诉最终被驳回，导致她的努力化为泡影，最终克虏伯因在大屠杀中的关联获得判处，多名高层获刑。纽伦堡审判结束后，她回到纽约，与父亲共同经营一个企业。1951年，克虏伯集团被赦免并返还没收财产。同年，她回到华盛顿，担任市场办公室首席法律顾问的助理——她是首位在该机构达到此级别的女性。1958年，她又回到纽约，之后获得了税务法学硕士学位。此后她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照顾孩子同时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后来她成为纽约东区首位女性破产案法官。

  法庭审理期间的质询。照片中是苏联检察官鲁坚科。罗曼·鲁坚科（1907—1981）乌克兰人，1944至1953年担任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总检察长，1953—1981年担任苏联总检察长。他在纽伦堡审判期间担任苏联方面首席检察官，曾就俄罗斯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森林的屠杀事件向德国战犯提起诉讼，但被美国、英国法官驳回。1960年美国U2高空侦察机在苏联被击落，飞行员鲍尔斯被俘，鲁坚科在之后的审判中担任主公诉人。

  最初被起诉的被告有二十四人，实际审判期间的被告是二十一人，有三人没有在实际审理中露面：马丁·鲍曼（希特勒私人秘书、纳粹党务部长。此时实际已经死亡，但处于失踪状态，1973年最终确认）被缺席审判；古斯塔夫·克虏伯（克虏伯工业集团拥有者）因健康不佳，未被追诉；罗伯特·莱伊（纳粹党高级领导、德国劳工阵线负责人）在开庭前夕与羁押中自杀。

  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1870—1950）克虏伯集团执掌人。年轻时在外交部担任公务员。1902年，克虏伯家族领袖弗里茨·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死于自杀，继承人是他年仅16岁的女儿贝尔莎。1906年，德皇威廉二世亲自做媒，撮合古斯塔夫与贝尔莎结婚。古斯塔夫采用妻姓，以入赘方式入主克虏伯工业帝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克虏伯集团为德国提供了几乎所有类型的武器。纽伦堡审判中他因为年老多病免于起诉，但他的儿子——克虏伯集团首席执行官阿尔弗雷德被判处12年徒刑，不过三年后即被释放。

  马丁·鲍曼（1900—1945）纳粹党党务领导人，希特勒办公室负责人。出生于巴伐利亚一个高级邮局职员家庭，年轻时曾加入一战后的自由军团，参与德国人。1928年他加入纳粹党，曾经担任过纽伦堡受审战犯绍克尔（其时任魏玛地区纳粹党领导）的司机，一年后获任命负责纳粹冲锋队经营的保险公司，之后他很快将该机构扩展为整个纳粹党的保险单位。1933年纳粹党攫取政权时，他担任副元首赫斯的办公室主任。此后他受希特勒委托管理其个人财产，并监督位于阿尔卑斯山的“鹰巢”别墅的修建（建成后希特勒到此不过10次，最长停滞时间不超30分钟）。1941年，赫斯私自驾机飞往英国与之谈判，被拘押，此后希特勒没有再任命党内的副手，但任命鲍曼为自己办公室的负责人。虽然他没有正式行政职务，但拥有巨大权力，到后来大部分人面见希特勒均需他的同意。1943年春开始，他获得了一个非正式称呼“元首私人秘书”。此时他虽然不如戈林、希姆莱、施佩尔、戈培尔等人为外界所知，但其内部地位与影响已经与前者并驾齐驱了。1945年希特勒死后他试图逃出柏林，突围失败后被认为自杀，其尸体被人就地掩埋。纽伦堡审判中缺席判处死刑。1973年，柏林中央火车站施工，工地挖出一具遗骸，经比对检测后被确认属于鲍曼。1998年，遗骸经过DNA检测最终确定身份。鲍曼在党内和军方均不受欢迎，但也无人能够撼动其地位。他被认为是导致隆美尔死亡的幕后推动者。

  罗伯特·莱伊（1890—1945）德国劳工阵线领导。出身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在耶拿、波恩、明斯特的大学学习化学。一战爆发后参军，成为一名炮兵，后接受培训成为一名航空炮兵观测员。1917年夏在法国被击落后被俘。1920年他继续完成学业，之后进入法本公司从事食品化学工作。1924年加入纳粹党，成为莱茵兰地区负责人，期间担任一家反犹太报纸编辑。1931年，进入纳粹党总部（位于慕尼黑）担任总检查长官。1933年纳粹党执掌政权，当年4月接管工会，他旋即被希特勒任命为全德劳工阵线领导人。由于在一战期间被击落的经历导致他脑部受创，口吃和情绪不稳困扰他的余生，但他表现出对希特勒的极度忠诚，因此暴躁、酗酒等问题并未影响到他的仕途。二战爆发后，他的影响力下降，对劳动力的支配权被绍克尔和军备部（部长托特、施佩尔）逐渐取代。但他仍然受到希特勒信任，始终跻身纳粹党核心圈。他了解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并且公开表示支持。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当天他仍在柏林，第二天前往德国南部。5月16日在巴伐利亚被美军101空降师伞兵捕获。10月24日，拘押中的莱伊收到起诉书，转天他在牢房马桶水管用撕开的毛巾自缢身亡。

  赫尔曼·戈林（纳粹党高级领导、前希特勒指定接班人、国会议长、四年经济计划全权负责人、帝国元帅、空军总司令）。4项指控均成立，判处死刑。

  鲁道夫·赫斯（纳粹党高级领导、副元首、不管/无所任部长）。第1、2项指控成立。第3、4项指控不成立，判处终身监禁。

  弗兰茨·冯·巴本（前魏玛德国总理、纳粹德国副总理，驻奥地利、土耳其全权大使、纳粹党员）。第1、2项指控均不成立，无罪释放。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外交部长、纳粹党高级成员）。4项指控均成立，判处死刑。

  康斯坦丁·冯·纽拉特（前外交部长、不管部长、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总督、纳粹党高级成员）。4项指控均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威廉·凯特尔（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陆军元帅、纳粹党高级成员）。4项指控均成立，判处死刑。

  埃里希·雷德尔（前海军总司令、海军总监、海军元帅、纳粹党名誉党员）。第1、2、3项指控均成立，判处终身监禁。

  卡尔·邓尼茨（希特勒临终指定接班人、海军总司令、海军元帅、纳粹党名誉党员）。第1项指控不成立，第2、3项指控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0年。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陆军大将、纳粹党名誉党员）。4项指控均成立，判处死刑。（1953年，法国、德国法官宣布对他的4项指控均不成立）

  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照片中间）（党卫队高级领导、帝国保安局局长、盖世太保总监、纳粹党高级成员）。第1项指控不成立，第3、4项指控成立，判处死刑。

  威廉·弗里克（内政部长、纳粹党高级成员）。第1项指控不成立，第2、3、4项指控均成立，判处死刑。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纳粹党理论家、高级领导、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4项指控均成立，判处死刑。

  汉斯·弗兰克（纳粹党高级领导、波兰占领区总督）。第1项指控不成立，第3、4项指控成立，判处死刑（他是唯一一名临刑前承认自己有罪的死刑犯）。

  阿图尔·塞斯-英夸特（纳粹党高级成员、奥地利总督、荷兰占领区总督）。第1、2项指控均不成立，第3、4项指控均成立，判处死刑。

  弗里茨·绍克尔（纳粹党高级成员、劳工调配全权总代表）。第1、2项指控均不成立，第3、4项指控均成立，判处死刑。

  阿尔伯特·施佩尔（纳粹党高级成员、希特勒亲信、建筑工程负责人、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第1、2项指控均不成立，第3、4项指控均成立，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巴尔杜·冯·席拉赫（纳粹党高级成员、德国青年阵线负责人、德国驻维也纳代表）。第1项指控不成立，第4项指控成立，判处有期徒刑20年。

  瓦尔特·丰克（经济部长、新闻宣传部高级领导、国家银行总裁、纳粹党员）。第1项指控不成立，第2、3、4项指控均成立，判处终身监禁。

  汉斯·弗里切（宣传部新闻司司长、纳粹党员）。第1、3、4项罪名均不成立，无罪释放。（后西德政府判处其九年监禁）

  亚尔马·沙赫特（前国家银行总裁、战时经济全权委员、纳粹党名誉党员）。第1、2项指控均不成立，无罪释放。

  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纳粹党高级成员、党大区长官、反犹太刊物《冲锋报》主编）。第1项指控不成立，第4项指控成立，判处死刑。

  此次审判一直持续到1946年10月，最终上述被告有十一判处死刑（戈林临行前自杀，实际执行十人。）（另：鲍曼被缺席判处死刑），三人终身监禁（赫斯、雷德尔、丰克），两人有期徒刑20年（席拉赫、施佩尔），一人有期徒刑15年（纽拉特），一人有期徒刑10年（邓尼茨）；三人无罪释放（巴本、弗里切、沙赫特）。被起诉组织中，纳粹党、党卫队、盖世太保被判定为犯罪组织。

  对大屠杀的审理是纽伦堡审判的重要内容，其重要性与发动侵略战争罪行的诉讼相同。

  1946年1月2日，对党卫队所犯罪行的审判，检方列举这一组织的构架情况。

  对侵略战争的诉讼是纽伦堡审判的另一重点内容，照片中检方展示二战爆发前夕纳粹的领土吞并。

  正在接受交叉问询的戈林，审理期间他展现了自己的口才，表现一度主导了审判。

  前排（左起）：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后排（左起）：邓尼茨、雷德尔、席拉赫、绍克尔。

  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戈林身后是邓尼茨，里宾特洛甫身后是席拉赫。赫斯身后应当是雷德尔。

  赫斯在审判期间表现出精神情况极不稳定，最终他也逃脱了死刑判决。照片中赫斯正在聆听律师对自己宣读文件。左侧身着美军制服叉腰者是心理专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1911—1977）出身于纽约一个犹太裔奥地利移民家庭。他最初在纽约主修德国文学，后转为心理学，193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受雇于美国陆军，担任德文翻译。纽伦堡审判期间，他最初被指派担任口译员，后受命负责对在押战犯进行心理评估。他在此期间与戈林、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弗兰克、赫斯、卡尔滕布伦纳等进行了深入交流，甚至与其中几人取得了互信。经过他的评估，确认赫斯的精神情况正常，可接受审判。此外吉尔伯特还对羁押纳粹领导人进行了智商测试，结果沙赫特以143分排在首位，其次是赛斯-英夸特、戈林，施特莱歇尔以106分垫底。1946年他回到美国，从事教学和研究。1947年出版在纽伦堡的部分观察日记《纽伦堡日记》。1948年他作为新泽西州一所医院的心理主管，治疗了一批因战争导致精神问题的。1950年，出版《独裁者的心理学：基于对纳粹德国领导人的一项调查》。1961年，作为长岛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的他被传召至耶路撒冷，在审判艾希曼的过程中出庭作证。照片中最右侧是约德尔在与自己的辩护律师交谈。

  审判大厅的旁听席。被授权报道纽伦堡审判的记者有249人。另外审判期间发放了61854张旁听券。

  羁押期间的戈林，他身旁是罗森堡。戈林在战后向美军投降，起初得到了VIP待遇，与美军将领共进晚餐，还获得了战争中的对手、美国陆军航空兵指挥官斯帕茨的礼遇和招待，但好景不长，艾森豪威尔得知后下令将他按一般战俘对待，之后他的元帅权杖和私人财物被没收，被关进战俘营。5月21日，他被移送到卢森堡与法国接壤处温泉疗养地蒙多夫一座饭店拘押，随后几个月里大批纳粹主要官员和将领也被先后拘押在此。在此期间，戈林要接受每天6个小时的盘问，加上简单的餐饮，更重要的是他长期依赖的被停止供应，这些导致他的体重从约127公斤减至约91公斤。据负责诊断的美军精神科医生凯利少校说，戈林实际上并非真正的重度成瘾者，他只是有长期服用镇痛剂的习惯（源自1923年参加啤酒馆政变时腹股沟中枪，在奥地利医院手术时产生依赖），他的身体疼痛用镇静剂就可以缓解。

  照片中间是德国陆军元帅魏克斯男爵，他在审判中作为证人出庭，这期间也被拘押在此。（关于魏克斯的情况可参考本公众号的另一篇文章：海军上将的选择——1944年的匈牙利）

  此后在纽伦堡，纳粹德国约2500名被确认战犯中的177人先后12次在此开庭受审，最终有142人被定罪，25人被判处死刑（不包括首场审判）。

  纽伦堡审判期间共传唤约1300名证人，检方提交超过30000份文件证据，产生的审判记录多达132855页，判决书总量达到3828页。尽管存在巨大争议，但纽伦堡审判仍然被认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该审判是依据国际法准则和相关原则、条款首次对一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进行战争罪审判，其“纽伦堡审判”原则成为1950年国际刑法编纂的主要依据。

  纽伦堡审判期间，尽管德国民众更多想的是寻找足够的食物和安居之所，但仍对这次审判给予了关注。1946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有78％的德国人认为审判是公平公正的，但到了1950年这一比例降至38％，同时有约30％的人认为不公正。跟着时间推移，德国社会一致认为自身也是战争受害者，同时认为审判目的是将战争罪责强加给全体德国人，因而对审判的结果愈发抵触。

  后续美国方面在纽伦堡对纳粹各个机构的相关重要人员在战争期间的行动进行了一些列审判。照片中被告席后排右2是党卫队对外情报机构负责人瓦尔特-舒伦堡，他的职位、军衔在受审者中并不算顶级，但却是纳粹德国这部庞大机器上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和他领导的机构在战争期间接触、掌握、主导了大量高级机密和事件；而在战争最后阶段，舒伦堡更是掌握了整个德国的情报系统。他曾在纽伦堡审判中作为证人出庭。他也在1949年11月的审理中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不过两年后由于他的健康情况恶化被释放。1952年因肝癌在意大利都灵去世，时年42岁。

  纽伦堡审判遵循的一系列指导性原则由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制定，有七项条款：1.从事构成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的人承担个人责任，并因而应受惩罚。2.国内法不处罚违反国际法的罪行的事实，不能作为实施该行为的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3.以国家元首或负有责任的政府官员身份行事，实施了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的人，其官方地位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4.依据政府或其上级命令行事的人，假如他可以有效的进行道德选择的话，不能免除其国际法上的责任。（本条原则亦可解释为：“我只是服从上级命令”并不是正当理由。）5.被控有违反国际法罪行的人有权在事实和法律上得到公平的审判。（注：国际法相关罪行无法定时效限制，亦不受各国国内法程序和实质内容约束。）6.违反国际法应受处罚的罪行有：（一）危害和平罪（二）战争罪（三）反人道罪。7.共谋犯下原则6所述的反和平罪、战争罪或反人道罪是国际法所包括的罪行。

  纽伦堡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第二大城市，仅次于首府慕尼黑。该城在中世纪是多位德意志皇帝诞生和居住地，被称为“皇帝堡”的古堡始建于12世纪。纽伦堡与其周边的姐妹城菲尔特和埃朗根共同构成“大纽伦堡区”，其中与菲尔特的铁路线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条铁路，标志着工业化的开始，因此德国铁路博物馆位于纽伦堡（2005年曾遭遇毁灭性火灾）。德国工业巨头西门子早在1873年就在纽伦堡设立工厂，到二十世纪初该城是仅次于柏林的西门子第二大生产基地。纽伦堡历史上是德意志玩具制造业中心，因而又被称为“玩具都城”，除设有相关博物馆外，至今年年都会举办纽伦堡国际玩具展。纽伦堡也拥有全球首创、历史最久的发明创意展。此外纽伦堡的圣诞市场也被公认是德国历史上最悠久、顶级规模的传统圣诞市场。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画家丢勒、欧姆定律发现者欧姆、哲学家费尔巴哈、美国外交家基辛格（出生于菲尔特）均出自纽伦堡地区。二战后纽伦堡得以重建，但再也没有恢复战前的面貌。

  纳粹上台后，纽伦堡成为年度党代会的举办地。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案》即在此颁布。（关于纽伦堡法案的相关情况，可参考本公众号的另一篇文章：从水晶之夜到万湖会议）

  纽伦堡审判法庭此后被作为博物馆开放，并成为纽伦堡知名度最高的观光景点。2005年二战结束60周年，当年到访该博物馆游客达到13138人。

  纽伦堡审判是迄今为止被关注最多、研究著述最多的审判之一，其影响至今仍然巨大，不但如前文所述，是战后国际关系原则确立的肇始，更是后世类似案件审理的主要参考依据。